2008年圣诞前夜，曾经以《文明的冲突?》一文招致争议的哈佛教授亨廷顿溘然长逝。就笔者所 知，汉语学术界在亨廷顿大作面世后不久，大多对该文大加挞伐。人们拒绝相信，冷战刚刚结束之 后，文化会成为冲突的根源，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分界线竟然将会成为未来的战线。一些学者还坚 信，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的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则是主导 性的；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排外及其冲突并不是由于文化的原因，而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 引起的。此外，他们还针锋相对地指出：力倡普遍和谐观念的儒家思想不会成为将来引起政治冲突和 战争的因素；相反，儒家的仁学与道家的道论都能为文明的共存以及防止文明的冲突提供有价值的资 源。对学术前辈们的这些洞见，笔者当然完全持同情理解的态度。但笔者也曾指出，在那场有关文明 冲突的争论中，海内学者多持一种普遍为人喜纳的价值判断，即以和平共存和发展为价值目标，认为 凡是和平共存就是好事，是常态；凡是矛盾冲突就是坏事，是不正常的边缘现象。然而社会学的相关 研究与理论表明，冲突和整合(和平或融合)乃是同一事物的两面，是人类交往的两种正常的形式， 它们哪一个都不比另一个更为根本。两个群体或文明间的冲突可能有利于促进群体或文明内部的整合 与发展，而一个群体内部的整合与和平发展又有可能导致它与另一群体间的冲突。人类文明正是在交 光互影的和平与冲突中发生变迁的。人文学者可能会强调社会事实的价值色彩，并给出自己的价值判 断，而社会科学家则可能吁请人们正视事实，力戒仓促作出价值判断。如果我们记住亨廷顿是一位社 会科学家(政治学家)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也正是当时亨廷顿冷峻的文明冲突论在海内人文 学者中引发出较多道德义愤的原因之所在。 与文明冲突论和现实生活中频繁发生的文明冲突事实相伴随的，是宗教对话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 面取得的长足发展。其原因或许在于：宗教往往是各大文明的价值核心及其维系自身存续和发展的最 坚固持久的实在性基础之一。于是，“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而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 无法达致宗教间的和平”，便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其结果自然是宗教对话的兴盛与繁茂。 迄今为止，由于“9．11”事件的影响，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对话不无理由地更受人们关 注，并得到更多的鼓励，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间的对话就无足轻重。事实上，尽管人 们对基督宗教与儒教在未来和平相处的前景抱持相对乐观的预期，但是，由于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 迅猛发展招致不少负面的反应，更由于基督宗教在传统儒教中国的传播曾引发其与儒教之间不胜枚举 的大小冲突，基督宗教与儒教之间的对话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 因，最近20年来，世界各地从事儒耶对话的学者及其产出的各类相关著述的数量，都呈现出较快增 长的态势。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学者是推动当代语境中的儒耶对话的生 力军。从几届儒学与基督宗教对话的国际会议，到一系列以儒耶对话为主题的论文集与专著的出版， 我们不断看到杜维明、赖品超、罗秉祥等人活跃的身影。而对话的主题则可谓五花八门，从抽象的教 义与思想间的比较与对话，到直面当代境遇中一些具体现实的生存问题(如生态)和公共话题(如 公共空间的建构和政治参与等)而展开的对话或比较研究等等，不一而足。 最近两三年来，海外学者中另一引人注目的活跃人士是黄保罗博士。芬兰籍的黄博士系赫尔辛基 大学哲学和神学双博士。浏览一下他的著作目录，就知道他是一位好学深思、勤于著书立说的青年俊 彦，其西学与中学的素养都相当深厚。他在大陆一些知名高校举办的讲座和开设的课程，还有已经出 版或即将出版的数种著作，在在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下，笔者将围绕黄博士的大作《儒家、 基督宗教与救赎》来展开论述。